自去年孙传庭在山西清田时查抄了数十个豪绅后，崇祯皇帝一直都惦记着剩下的三户晋商，可却一直没查出端倪来。
原来这三户原籍虽是山西，但却并未在山西境内做生意，而是在张家口，孙传庭大肆查抄仅剩对三人而言无异于打草惊蛇，便将产业以及生意向东转移。
失去了五个盟友的黄台极对关内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，这也使得剩余三户更加频繁的调集物资与建虏贸易，虽然赚的比以前更多，但同时也增加了风险，以至于被卢象升顺藤摸瓜一锅端。
据统计，除了商队查货的粮草二十万石，以及生铁数十车之外，在三个晋商的老巢共起出地下银窖多达七个，查获白银六百四十万两、粮草三十六万石，一应商铺、珠宝无数。
卢象升在信里还打了马虎眼，用几乎跟孙传庭一样的理由，说为了避免往返运送粮草的损耗，从这些查获的粮草中扣除了当月的粮饷，只将剩下的运回京来。
不论如何这对崇祯皇帝也算是一笔意外之财，崇祯皇帝当即写了道中旨，将三户通敌卖国的晋商满门处斩，而后又令外务府的曹化淳以此案为反面教材，在大明各地宣传，抨击无良奸商之可恨。
四月十五日，朔望朝，崇祯皇帝以通敌之晋商案为契机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征收商税，这事儿去年除夕就已经有了风声，群臣们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
之所以拖了四个月才正式提出，是因为户部需要根据民间的具体情况来定税率，譬如关乎底层百姓生活的菜米油盐酱醋茶，肯定跟珠宝店、青楼娼馆税率不同。
还有就是具体怎么征收，怎么防止上古作假、逃税、避税，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商贾需要征税，不能死板的瞎征税，扰乱了经济秩序。
比如街边卖菜的小贩，和开粮铺、杂货铺的店主，倘若都视为商贾，就是对底层百姓的压迫了。
为此，崇祯皇帝没少给内阁首辅温体仁、以及户部尚书陈奇瑜开小灶，讲述他对后世税务体系的十分浅薄的理解。
税务系统其实是个非常复杂、且关乎今后大明商业发展的大计，弄好了，就是经济腾飞，弄不好适得其反，民怨沸腾。
温体仁与陈奇瑜这段时间，经常在文渊阁内因为税务的具体问题辩论的脸红脖子粗，最后争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腆着脸去让崇祯皇帝定夺。
不过不论如何，商税征收的具体政策终于敲定，由户部尚书陈奇瑜、内阁首辅温体仁起草，崇祯皇帝校订并加盖玉玺的《大明商律》就摆在了众人面前。
这部《商律》足有三百页，第一批次总共刊印了两千本，分别传至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官员传阅，而后流于民间。
商税由大明户部统一征收，而非各府县地方官员来收，为此在两个多月前，陈奇瑜便开始扩充人手，选任派往各地的税务官员。
“诸位爱卿都瞧瞧，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。”崇祯皇帝好整以暇的坐在龙椅之上，这部《商律》他自己也花了大量的心思和精力。
王承恩将刊印好的《商律》给大殿内的高级官员每人发了一本，如今的崇祯皇帝就好像自己的宝贝等待被别人夸奖似的，微微笑着看着朝堂上的百官。
内阁成员此时倒都很镇定，拿着厚厚的《商律》简单的翻越了两下便停下，毕竟原稿他们早就看过了。
其余文官们也大多赞不绝口，这些文官基本都是新提拔上来的，且家中并没有多少人做买卖，朝廷能多谢税收，跟他们又没有什么利益冲突，自然都没人去触犯崇祯皇帝的虎须。
最难受的估计就是朝堂上的勋贵们了，国丈嘉定伯周奎托病没来，成国公朱纯臣就跟个光杆司令般站在武官最前头，心中难受又形单影只，反对吧？没有群众基础，也拿不出理由，以前喊着与民争利喊的最响的，全被崇祯皇帝杀了。
不反对吧？吃亏最大的还是他们，此时朱纯臣多少还有点后悔，心说以前东林党人倒霉的时候倒地不如拉一把，说不定此时还有个盟友。
唉，一步错，步步错呀！